横县环卫站清洁工陈彩兰从居民手中接过分类过的垃圾
家里的垃圾，怎么丢？
简单一问，刘锦芬却给出三个答案——
最早，垃圾随产随扫，街头江边，一倒就完；
17年前，她所在的广西横县马鞍街，给她家发了一红一灰两个垃圾桶：一个丢可堆肥的，一个丢其他；
现在，她家卷筒粉摊，竟摆了四个垃圾桶：一个放客人吃剩的粉，拿去喂鸡；一个放一次性筷子，送给邻里烧火；一个放饮料瓶，集中卖废旧；一个放塑料袋等。
没有桶，两个桶，四个桶——刘锦芬家的“垃圾倾倒史”，恰是横县垃圾处理的一个缩影。
2000年9月，饱受“垃圾围城”之苦的广西横县，“被逼上梁山”，开始了自发自觉的垃圾分类实践。
17年探索，横县县城垃圾分类覆盖面已超过70%，分类投放正确率更达90%以上。越来越多的市民，像刘锦芬一样，已把垃圾分类当成习惯。
一般认为，在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能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进而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大道理，都能理解；真实践，却道阻且长。
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被列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开启了我国垃圾分类收集的序幕。然而，毋庸讳言，多年试点成效难言乐观。
由此观之，横县探索，更显难能可贵。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横县，为什么能？横县模式，可否复制？垃圾分类，难在哪，堵在哪？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路该怎么走？值此节点，解读横县“善本”，或有镜鉴。
横州镇马鞍街每户居民家门都摆有两个分类垃圾桶
堆“圾”成山——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倒”
“突……突……突……”
一辆手扶拖拉机，打破了乡村夜的宁静。
坐在车上的吴文坚，手握铁棍，紧张四望。
突然，几声狗叫传来。吴文坚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所幸无事，顺利抵达。
“倒！”
“走！”
“突……突……突……”卸下一大堆垃圾，拖拉机消失在夜幕。
忆起一二十年前“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景，吴文坚感叹不已：“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啊！”
1992年，吴文坚进了横县环卫站。“那时，县城几万人，垃圾少，工作清闲稳定。”
扫了三四年大街，吴文坚慢慢发现，县城垃圾渐多，工作量陡然增大。再后来，吴文坚等壮小伙，被领导安排了“特殊任务”——偷倒垃圾。
吴文坚称之为“打游击”：白天踩点，晚上行动。“点”，一要离县城近，二要是周边无人居住，三要能开进拖拉机。行动，在夜色掩护下速战速决。怕被人发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个点倒一两次就再不敢去。
有天晚上，已经十点。正在偷倒垃圾的吴文坚们，被前来甘蔗林巡看的村民发现。“你们，干什么的！？”一声大吼，让吴文坚们吓得落荒而逃——3车垃圾，才刚刚倒了半车。
从受人尊敬的“城市美容师”，到担惊受怕地“打游击”，吴文坚着实憋屈。
憋屈背后是无奈。
“以前，垃圾根本不是问题，果园农田争着抢着拉去沤肥；后来，生活好了，包装袋、塑料瓶等越来越多，杂七杂八，既难分解又难分拣，白送给农民，都不愿意要。”县环卫站站长施培杰说。
随着城区建设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多，垃圾产量大幅度上升。“上世纪80年代，县城垃圾日产量才10来吨。到90年代末，猛增至六七十吨，每年还以5%-8%的速度增长。”垃圾增长之快，一度让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洪为惊讶不已。
堆积成山的垃圾，总得有个去处。丢哪儿？
一开始，县环卫站在城郊殡仪馆附近找了几亩地，做填埋场。没多久，就填满。垃圾太多，处理简单，又无法及时清运，填满场臭气熏天。附近居民受不了，抬来电线杆卡住门口，阻挡垃圾车进场。
“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游击战”也越来越难打。偷倒再隐蔽，总有被发现的那天。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了环卫站“干的好事”。冲突，时有发生。
“背时被村民抓住围住骂娘，轻则清理现场，重则扣车、赔钱。总之，实在丢丑。”令吴文坚印象深的，有两次。
一次，同事几人拉着3车垃圾，来到马岭镇清泉村。还没来得及倾倒，就被闻讯赶来的七八位村民团团围住。“县城产的垃圾，凭啥拉来臭我们？”“人扣下，车砸了！”……好说歹说，赌咒发誓永不再来，村民才放了行。
另一次，就没这么走运。两辆垃圾车在云表镇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几个月。最后，靠县公安局出动警力，才开了回来。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倒。活，越来越难干。”吴文坚说，这种“服务当代、贻害子孙”“清洁城市、污染农村”的做法，大家伙心里都不好受。
受累，受惊，还受气。不少环卫工人难以忍受，辞了职。
进口，越来越大；出口，越来越紧。堆“圾”成山，成了常态。
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
横县民族中学的学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逼上梁山——
“分类成了最大的政治任务”
坐拥一线江景，却不敢开窗欣赏。
为啥？
垃圾熏的！
西街、马鞍街沿郁江而建，本是县城的黄金地段。
但两街石巷狭窄，环卫车无法开进。刘锦芬和众街坊一样，索性将垃圾直接丢在江边，谓之“眼不见为净”。
经年累月，街道和郁江之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带”。恶臭阵阵，居民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闭。
“一年到头，就盼着涨几次大水，把垃圾冲走些。”刘锦芬说。
“黄金街”成了“垃圾街”，刺痛着横县人。垃圾问题，日渐摆上议事日程。
在施培杰看来，“搞分类，是逼上梁山”。
“那时，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普及，且焚烧炉动辄几百万，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而县城东郊区那个4.7亩的填埋场，每年要租车清运两三次，费用没有五六十万元下不来，还常被附近村民拦。”施培杰说，堆肥成本最低，也最实际，“既然是垃圾不纯导致不能堆肥，那我们就通过分类来恢复纯度吧。”
一段“跨国缘”，亦是大助力。
1993年，经国家教委和广西教育厅推荐，横县政府与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签订合作协议：从1994年到1999年，IIRR在横县广泛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张兰英是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
“正为垃圾头疼的县领导，前去问计具有国际视野的张兰英。张老师介绍了国外垃圾分类的做法，引起了县领导的极大兴趣。”陈洪为回忆道。 经张兰英牵线搭桥，1999年，横县派出由环保、建设、教育和环卫等部门组成的考察团，远赴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西朗镇考察。
“看到当地垃圾分类井井有条，大家信心十足：他们能做，我们也行！”作为县环保局的分管领导，陈洪为参与了垃圾分类决策、试点及推广的全过程。“回过头看，横县搞垃圾分类，真是充分调研的科学决策，不是一拍脑袋就仓促上马。”
光准备，就用了一年多。
活，得有人干。IIRR与县里办了全县垃圾综合管理培训班。乡镇干部、学校教师、企业管理人员、居民代表等，轮番接受培训。这批骨干，日后成为垃圾分类运动的“铁杆”与“中坚”。
分类，怎么分？不能想当然。环保、环卫等部门，历时数月进行垃圾成分调查。结果表明：“横县垃圾可大致分成两类，即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
民意调查，同步启动。IIRR和小学生们一道，在街头上发放问卷，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果出人意料：饱受垃圾之苦的居民，对垃圾分类支持率竟达87%。
有了充分准备和“大数据”支撑，横县垃圾分类实践项目，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
山歌好唱难起头。试点，放哪？项目团队一度有分歧。有人建议先易后难，从城北入手，“那里居民素质高，好搞些”；有人建议先难后易，“剃好最难剃的头，才有说服力”。
几番讨论，试点最终定在“最高难度”的西街和马鞍街。“因为拿下这里，就没有拿不下的地方”。
方法不复杂。
两街236户居民，家家发了两个不同颜色的桶。一个放剩饭菜等可堆肥垃圾，另一个放塑料袋、饮料瓶等不可堆肥垃圾。
如此分类，看似简单，实有门道。“一是符合横县垃圾成分实际；二是简单明了，老太太一教都会。如按流行的可回收、不可回收来分，反而不好操作。”陈洪为说。
过程不容易。
家里多了两个垃圾桶，刘锦芬并没太当回事，心里还犯嘀咕，“往江边一丢，多省事，分什么类，麻烦！”
尽管有大喇叭、宣传单、秧歌队“狂轰滥炸”，不少街坊仍像刘锦芬一样，不以为然。
工作人员上门做思想工作，不想却被街坊们“将了一军”：“让我分类，可以！但你们得先把郁江边的陈年垃圾清走。垃圾不清走，分类我不搞！”
日积月累，郁江边垃圾蔚为壮观，咸臭袭人。但环卫站没说二话，清！
机动车过不去，就用竹筐一筐筐抬；铁锹不好挖，就用手去抠。用了整整一礼拜，小山般的垃圾一清而光。
为“争取”刘锦芬等街坊，县环卫站还决定：每天下午上门回收分类好的垃圾。
将心比心，街坊们服了气。
“那段时间，分类成了最大的政治任务。环卫站几乎全体出动，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以便随时翻垃圾，指导居民分类。”吴文坚回忆说。
一开始，刘锦芬和家人不习惯、不懂分。被工作人员教了一两次，很快便学会了，“留个心，没什么难的。”
三月努力，终获回报：“两街”居民分类正确率达95%以上。
试点成效显著，IIRR又引荐了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香港浸会大学黄焕忠教授给予项目资金、项目运作和堆肥技术等支持。
2001年4月，横县垃圾分类向全县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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