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上，我们党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中国与世界相融合等逻辑上，全面回答“三个为什么”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进而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关键理念，实质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坚持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与实践多层面的相融互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的重要功课，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的持续性使命，贯通着历史与未来。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经验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这一深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亦为如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关键课题指明了践行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长土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理论目标是要创造、丰富并不断发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中国的具体实际”。这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既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文化传统及历史积淀，也包括中国近代及当前实践的具体情况。与此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同时包涵两大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文化层面共同构建一个以之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前实践的结合，在实践层面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前进方案，以推动开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二者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之义，后者为目的，前者为根基。
于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同时亦是一部借鉴、吸收和转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历史。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纷芸缭乱的西方政治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就因其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渊源。毛泽东早年求学在韶山私塾中熟读《礼记》，青年时代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由此产生追求社会大同的远大志向，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基本而深层的价值趋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便建立于科学规律之上，成为具有实践性的行为导向。毛泽东曾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康有为虽然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只有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道路，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可见，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价值契合，在中国践行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被赋予了“世界大同”这一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
“小康”这一概念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展现。“小康”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礼记·礼运》将小康描述为一种社会秩序稳定、百姓生活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之家”，1986年提出“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2如今，“小康”理论日臻完善和成熟，我们已从建设小康社会行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传统文化中的“小康”观念转化并融入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历史传承性的具象概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历史涵盖面，提高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认同感。
100年来，古老的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源源不断地渗入近代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沃土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与发展即是植根于这片沃土之上的果实。从马克思主义“中国说”——翻译、引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著作，到马克思主义“中国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发展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未曾动摇，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未曾改变，以中国道路为立场更为坚定。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契合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需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变化多端的世界环境下与时俱进，永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多维度的开放性与先进性。时代的具体实际内涵广泛，包括该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成果与历史积淀。任何思想理论都无法回避时代变更的永恒命题，具有开放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其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概念的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一个无止境的动态过程，需要面临不断的挑战；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确立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需要直面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的现实状况。
从文化发展的宏大历史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而言也愈益突显出其深远意义，简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契合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需求。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文化5000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和文化本体，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架构，之所以能有如此影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契合于五四时期救亡性的革命运动与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的时代需求。若没有当时救亡图存的革命急迫性，就没有思想领域彻底的启蒙动力，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人民的选择。离开中国前途命运的实际问题则无法探寻真正的思想启蒙，从而不能正视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现代文化历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变革了中国文化的典藏体系，五四运动之前的文献典藏以儒、释、道等各家传统文化形态为主，五四运动之后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引进，至今已构成不断更新和完善的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典藏系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藏共同构成现代文化的文献体系。进而，马克思主义变革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从传统形态的仁、义、礼、智、信逐步转变为现代话语体系——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由此深刻变革了中国人民的哲学思维方式，构筑了基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契合于革命斗争与启蒙运动的时代需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社会本体。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于此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历史转折期国内和国际各种思想碰撞交融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不仅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还超越了在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时指明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由此具有了世界视野的深远意义，其对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作用，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从此成为世界革命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主导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历程，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世界文明的历史走向。
基于此，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强调“中国式”的特殊性的实践经验，同时强调了相对于西式现代化道路而言的“新”。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础上构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辩证地扬弃以家庭伦理、以民为本、世界大同为支点的中国传统文明，又批判地超越以自由主义、资本至上、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一种涵盖自主性、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共建性的全要素文明形态。这是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课题中贡献的中国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使命。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逻辑深化的重要命题。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事迹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要做到“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就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上做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唯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所认同、所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产生越来越多自觉的革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并非人民大众，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实现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的过程。
首先，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土壤上培育创新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具有理论层面的可行性。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4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渊源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有着较大差异，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可深度融合的理论基础，如二者共同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为彼此吸收有益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自身奠定了融合互促的前提；二者在世界的物质性基本立场以及辩证的方法论阐释层面都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重要的是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追求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设想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出相似的价值取向，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全人类解放的社会责任感等等。
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互构具有实践层面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采取中国方式、运用中国话语来充分诠释其进步性的内核，方能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坚定立足于多元化格局的世界民族之林，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将其武装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力军，使人民群众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使命。
总言之，中国人民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人生价值、道德理念等方面的相通，是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需求的相合。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进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相生，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置于大历史观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构建了蕴涵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逻辑和中国价值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成就了中华民族深沉厚重的文化自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场”，无疑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及核心所在。（中国日报广西记者站 作者：陈彦君 李玉雄，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